塑料作为一种基础材料，在我们的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不规范、不环保地生产、利用塑料和回收处置塑料废弃物，使得塑料污染成为全球性问题，而“限塑”也就相应地成为全球防治塑料污染的共同选择。
“限塑”有两种常见的认识误区：
一种是不加区分地给塑料贴上“灰色”标签，认为塑料就是“污染环境的坏东西”。其实，无论替代钢材、木材，还是作为包装材料替代纸质、玻璃及金属，塑料都是相对更节能、更环境友好的东西。塑料污染主要是由那些易耗损、难回收、易泄露的塑料造成的，尤其是一次性塑料制品和塑料包装。因而，选择塑料替代品，要综合权衡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不能为替代而替代、逆环境影响而替代。
另一种误区是不加区分地给可降解塑料贴上“绿色”标签，认为可降解塑料就是由可再生资源制取，环境影响相对低，用后无污染。
首先，在塑料领域，可降解不等于可再生。可降解塑料包括光降解、热氧降解和可生物降解三类，它们可能由生物质原料制得，也可能与传统塑料一样由石油、煤等化石能源合成。2019年，我国可降解塑料61.7万吨产能中，生物基塑料产能仅占56%；目前在建或拟建可降解塑料项目新增产能（440.5万吨）中，生物基新增产能只占36.3％，均为聚乳酸（PLA）塑料，化石基的热塑性生物降解塑料PBAT（一种聚酯，全名为：聚己二酸对苯二甲酸丁二醇共聚酯）新增产能占51.6％。
其次，可降解塑料的环境影响不一定较传统塑料低。例如，同样重量的热塑性生物降解塑料的完全碳足迹是传统聚乙烯（PE）塑料的2.6倍，而且在功能一致的情况下，前者需求的物料普遍更高。以某超市承重15公斤的塑料袋为例，现在使用的可降解塑料袋（原料PBAT+PLA）是原来PE塑料袋的2.5倍重，而且易破损。
最后，可降解塑料用后的环境影响依赖末端处理的方式、条件。用后的PBAT塑料袋属于其他垃圾，将它送去焚烧厂，既违背了利用可降解塑料的初衷，也没能通过替代降低塑料使用全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相反，环境影响增加了。若将可降解塑料填埋在干旱的自然环境中，其降解能力则大打折扣。2019年，我国可降解塑料的产量仅为19.8万吨。我们需要把有限的可降解塑料用在“刀刃”上，制定一份可降解塑料优先利用区域和领域清单。
在我国，“限塑”还存在以下几个值得关注的难点和热点领域：
薄膜塑料袋是“限塑”的长期难点领域。我国每年消耗手提塑料袋约550万吨，减量潜力巨大。目前，塑料袋减量有两大关键场所——城市小规模的零售场所和农村地区。年初我们对农村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居民人均年使用塑料袋394个，73.2%的家庭去年单独购买过塑料袋。收费，可以显著减少塑料袋使用，不过却存在效应“退坡”问题。长三角消保委联盟发布的《长三角禁限塑新规消费侧研究报告》显示：仅有32.5%的消费者去超市购物会自带购物袋。收费存在两个问题——塑料袋收费的归属是谁，收费如何与生产者责任延伸制有机衔接。此外，大型超市的线上业务多倾向于免费提供塑料袋，以吸引与黏住客户。显然，要化解上述问题，需要在管理机制上进一步突破。
一次性塑料餐具是我国“限塑”的新兴热点领域。2019年，我国外卖订单成交163亿单，约消耗塑料171万吨。从餐具使用的角度，餐饮业天然是共享经济，因此，在“限塑令”指定的建成区、景区，不妨尝试“共享餐具”的外卖服务模式，将一次性餐具的费用转化为回收“共享餐具”的跑腿费——如此，既能吃得健康、有仪式感，又能节约资源，增加外卖小哥的收入，将绿色生产与消费由理念切实转化为实际行动。
快递包装是我国“限塑”的另一个新兴热点领域。根据相关调查，我国快递业年使用塑料85万吨，其中，薄膜袋、内部缓冲物（气泡柱、气泡袋）、胶带是消耗量最大、数量增长最迅速的塑料类快递包装品。对于这些包装，可以减量一部分，替代一部分。
在生活领域，塑料包装的另两大应用领域是食品与日化品，二者年消耗塑料分别为550万吨和115万吨。在此，食品包装未包含饮品包装（饮料瓶），因为塑料瓶的回收率和资源化率都很高。食品包装用后即为其他垃圾，建议双管齐下，减少塑料用量和废弃量，并激励使用可食用的内包装。日化品和饮品包装是开展生产者责任延伸制的优先领域，可与押金制配套使用，减量效用更佳。
在农业生产领域，我国每年约产生420万吨塑料废弃物，其中农膜246万吨（废地膜104万吨）、化肥包装28万吨、农药塑料包装13万吨。创新性建立适合农村的垃圾分类治理系统是当务之急，这需要立足农村土地在主体功能区的责任担当和未来的城市化之路来综合考量。对于清运能力有限但周边有垃圾焚烧设施的乡村，将不可回收的塑料垃圾单独堆放并转运至焚烧厂处置；对距离垃圾焚烧设施非常远的乡村，塑料垃圾分类堆放、单独填埋，以后有条件时优先清理、焚烧处置这部分垃圾。
今天我们遗留在自然中的塑料垃圾，将是几十年、上百年以后土壤、水体微塑料污染的来源。因而，“限塑”在源头上要切实减量，包括产品与服务设计创新减量、包装替代减量；在末端链条应建立清晰的“零塑废”目标，包括新产生的塑料垃圾向自然环境零排放，将遗留在自然环境之中的陈年塑料垃圾清零等。“零塑废”需垃圾分类机制创新，同时配套建立塑料用后的“禁燃、限燃、替代”机制。其中，“禁燃”指禁止将洗净即可资源化回收的包装（如一次性餐具、酸奶盒）作为其他垃圾分类，“替代”指以资源型回收替代能量型回收，从而促进塑料经济闭环发展。
总之，以设计创新减量、包装替代减量、废塑排放减量、焚烧减量“四重奏”，加强塑料污染全链条防治，其预期效益将是喜人的——预计“十四五”期间，我国可减少消费传统塑料1180万吨，避免焚烧塑料620万吨，由此原料节油25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1亿吨。（本文来源：光明日报 日期：2022年1月25日）
塑料作为一种基础材料，在我们的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不规范、不环保地生产、利用塑料和回收处置塑料废弃物，使得塑料污染成为全球性问题，而“限塑”也就相应地成为全球防治塑料污染的共同选择。
“限塑”有两种常见的认识误区：
一种是不加区分地给塑料贴上“灰色”标签，认为塑料就是“污染环境的坏东西”。其实，无论替代钢材、木材，还是作为包装材料替代纸质、玻璃及金属，塑料都是相对更节能、更环境友好的东西。塑料污染主要是由那些易耗损、难回收、易泄露的塑料造成的，尤其是一次性塑料制品和塑料包装。因而，选择塑料替代品，要综合权衡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不能为替代而替代、逆环境影响而替代。
另一种误区是不加区分地给可降解塑料贴上“绿色”标签，认为可降解塑料就是由可再生资源制取，环境影响相对低，用后无污染。
首先，在塑料领域，可降解不等于可再生。可降解塑料包括光降解、热氧降解和可生物降解三类，它们可能由生物质原料制得，也可能与传统塑料一样由石油、煤等化石能源合成。2019年，我国可降解塑料61.7万吨产能中，生物基塑料产能仅占56%；目前在建或拟建可降解塑料项目新增产能（440.5万吨）中，生物基新增产能只占36.3％，均为聚乳酸（PLA）塑料，化石基的热塑性生物降解塑料PBAT（一种聚酯，全名为：聚己二酸对苯二甲酸丁二醇共聚酯）新增产能占51.6％。
其次，可降解塑料的环境影响不一定较传统塑料低。例如，同样重量的热塑性生物降解塑料的完全碳足迹是传统聚乙烯（PE）塑料的2.6倍，而且在功能一致的情况下，前者需求的物料普遍更高。以某超市承重15公斤的塑料袋为例，现在使用的可降解塑料袋（原料PBAT+PLA）是原来PE塑料袋的2.5倍重，而且易破损。
最后，可降解塑料用后的环境影响依赖末端处理的方式、条件。用后的PBAT塑料袋属于其他垃圾，将它送去焚烧厂，既违背了利用可降解塑料的初衷，也没能通过替代降低塑料使用全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相反，环境影响增加了。若将可降解塑料填埋在干旱的自然环境中，其降解能力则大打折扣。2019年，我国可降解塑料的产量仅为19.8万吨。我们需要把有限的可降解塑料用在“刀刃”上，制定一份可降解塑料优先利用区域和领域清单。
在我国，“限塑”还存在以下几个值得关注的难点和热点领域：
薄膜塑料袋是“限塑”的长期难点领域。我国每年消耗手提塑料袋约550万吨，减量潜力巨大。目前，塑料袋减量有两大关键场所——城市小规模的零售场所和农村地区。年初我们对农村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居民人均年使用塑料袋394个，73.2%的家庭去年单独购买过塑料袋。收费，可以显著减少塑料袋使用，不过却存在效应“退坡”问题。长三角消保委联盟发布的《长三角禁限塑新规消费侧研究报告》显示：仅有32.5%的消费者去超市购物会自带购物袋。收费存在两个问题——塑料袋收费的归属是谁，收费如何与生产者责任延伸制有机衔接。此外，大型超市的线上业务多倾向于免费提供塑料袋，以吸引与黏住客户。显然，要化解上述问题，需要在管理机制上进一步突破。
一次性塑料餐具是我国“限塑”的新兴热点领域。2019年，我国外卖订单成交163亿单，约消耗塑料171万吨。从餐具使用的角度，餐饮业天然是共享经济，因此，在“限塑令”指定的建成区、景区，不妨尝试“共享餐具”的外卖服务模式，将一次性餐具的费用转化为回收“共享餐具”的跑腿费——如此，既能吃得健康、有仪式感，又能节约资源，增加外卖小哥的收入，将绿色生产与消费由理念切实转化为实际行动。
快递包装是我国“限塑”的另一个新兴热点领域。根据相关调查，我国快递业年使用塑料85万吨，其中，薄膜袋、内部缓冲物（气泡柱、气泡袋）、胶带是消耗量最大、数量增长最迅速的塑料类快递包装品。对于这些包装，可以减量一部分，替代一部分。
在生活领域，塑料包装的另两大应用领域是食品与日化品，二者年消耗塑料分别为550万吨和115万吨。在此，食品包装未包含饮品包装（饮料瓶），因为塑料瓶的回收率和资源化率都很高。食品包装用后即为其他垃圾，建议双管齐下，减少塑料用量和废弃量，并激励使用可食用的内包装。日化品和饮品包装是开展生产者责任延伸制的优先领域，可与押金制配套使用，减量效用更佳。
在农业生产领域，我国每年约产生420万吨塑料废弃物，其中农膜246万吨（废地膜104万吨）、化肥包装28万吨、农药塑料包装13万吨。创新性建立适合农村的垃圾分类治理系统是当务之急，这需要立足农村土地在主体功能区的责任担当和未来的城市化之路来综合考量。对于清运能力有限但周边有垃圾焚烧设施的乡村，将不可回收的塑料垃圾单独堆放并转运至焚烧厂处置；对距离垃圾焚烧设施非常远的乡村，塑料垃圾分类堆放、单独填埋，以后有条件时优先清理、焚烧处置这部分垃圾。
今天我们遗留在自然中的塑料垃圾，将是几十年、上百年以后土壤、水体微塑料污染的来源。因而，“限塑”在源头上要切实减量，包括产品与服务设计创新减量、包装替代减量；在末端链条应建立清晰的“零塑废”目标，包括新产生的塑料垃圾向自然环境零排放，将遗留在自然环境之中的陈年塑料垃圾清零等。“零塑废”需垃圾分类机制创新，同时配套建立塑料用后的“禁燃、限燃、替代”机制。其中，“禁燃”指禁止将洗净即可资源化回收的包装（如一次性餐具、酸奶盒）作为其他垃圾分类，“替代”指以资源型回收替代能量型回收，从而促进塑料经济闭环发展。
总之，以设计创新减量、包装替代减量、废塑排放减量、焚烧减量“四重奏”，加强塑料污染全链条防治，其预期效益将是喜人的——预计“十四五”期间，我国可减少消费传统塑料1180万吨，避免焚烧塑料620万吨，由此原料节油25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1亿吨。（本文来源：光明日报 日期：2022年1月25日）
塑料作为一种基础材料，在我们的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不规范、不环保地生产、利用塑料和回收处置塑料废弃物，使得塑料污染成为全球性问题，而“限塑”也就相应地成为全球防治塑料污染的共同选择。
“限塑”有两种常见的认识误区：
一种是不加区分地给塑料贴上“灰色”标签，认为塑料就是“污染环境的坏东西”。其实，无论替代钢材、木材，还是作为包装材料替代纸质、玻璃及金属，塑料都是相对更节能、更环境友好的东西。塑料污染主要是由那些易耗损、难回收、易泄露的塑料造成的，尤其是一次性塑料制品和塑料包装。因而，选择塑料替代品，要综合权衡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不能为替代而替代、逆环境影响而替代。
另一种误区是不加区分地给可降解塑料贴上“绿色”标签，认为可降解塑料就是由可再生资源制取，环境影响相对低，用后无污染。
首先，在塑料领域，可降解不等于可再生。可降解塑料包括光降解、热氧降解和可生物降解三类，它们可能由生物质原料制得，也可能与传统塑料一样由石油、煤等化石能源合成。2019年，我国可降解塑料61.7万吨产能中，生物基塑料产能仅占56%；目前在建或拟建可降解塑料项目新增产能（440.5万吨）中，生物基新增产能只占36.3％，均为聚乳酸（PLA）塑料，化石基的热塑性生物降解塑料PBAT（一种聚酯，全名为：聚己二酸对苯二甲酸丁二醇共聚酯）新增产能占51.6％。
其次，可降解塑料的环境影响不一定较传统塑料低。例如，同样重量的热塑性生物降解塑料的完全碳足迹是传统聚乙烯（PE）塑料的2.6倍，而且在功能一致的情况下，前者需求的物料普遍更高。以某超市承重15公斤的塑料袋为例，现在使用的可降解塑料袋（原料PBAT+PLA）是原来PE塑料袋的2.5倍重，而且易破损。
最后，可降解塑料用后的环境影响依赖末端处理的方式、条件。用后的PBAT塑料袋属于其他垃圾，将它送去焚烧厂，既违背了利用可降解塑料的初衷，也没能通过替代降低塑料使用全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相反，环境影响增加了。若将可降解塑料填埋在干旱的自然环境中，其降解能力则大打折扣。2019年，我国可降解塑料的产量仅为19.8万吨。我们需要把有限的可降解塑料用在“刀刃”上，制定一份可降解塑料优先利用区域和领域清单。
在我国，“限塑”还存在以下几个值得关注的难点和热点领域：
薄膜塑料袋是“限塑”的长期难点领域。我国每年消耗手提塑料袋约550万吨，减量潜力巨大。目前，塑料袋减量有两大关键场所——城市小规模的零售场所和农村地区。年初我们对农村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居民人均年使用塑料袋394个，73.2%的家庭去年单独购买过塑料袋。收费，可以显著减少塑料袋使用，不过却存在效应“退坡”问题。长三角消保委联盟发布的《长三角禁限塑新规消费侧研究报告》显示：仅有32.5%的消费者去超市购物会自带购物袋。收费存在两个问题——塑料袋收费的归属是谁，收费如何与生产者责任延伸制有机衔接。此外，大型超市的线上业务多倾向于免费提供塑料袋，以吸引与黏住客户。显然，要化解上述问题，需要在管理机制上进一步突破。
一次性塑料餐具是我国“限塑”的新兴热点领域。2019年，我国外卖订单成交163亿单，约消耗塑料171万吨。从餐具使用的角度，餐饮业天然是共享经济，因此，在“限塑令”指定的建成区、景区，不妨尝试“共享餐具”的外卖服务模式，将一次性餐具的费用转化为回收“共享餐具”的跑腿费——如此，既能吃得健康、有仪式感，又能节约资源，增加外卖小哥的收入，将绿色生产与消费由理念切实转化为实际行动。
快递包装是我国“限塑”的另一个新兴热点领域。根据相关调查，我国快递业年使用塑料85万吨，其中，薄膜袋、内部缓冲物（气泡柱、气泡袋）、胶带是消耗量最大、数量增长最迅速的塑料类快递包装品。对于这些包装，可以减量一部分，替代一部分。
在生活领域，塑料包装的另两大应用领域是食品与日化品，二者年消耗塑料分别为550万吨和115万吨。在此，食品包装未包含饮品包装（饮料瓶），因为塑料瓶的回收率和资源化率都很高。食品包装用后即为其他垃圾，建议双管齐下，减少塑料用量和废弃量，并激励使用可食用的内包装。日化品和饮品包装是开展生产者责任延伸制的优先领域，可与押金制配套使用，减量效用更佳。
在农业生产领域，我国每年约产生420万吨塑料废弃物，其中农膜246万吨（废地膜104万吨）、化肥包装28万吨、农药塑料包装13万吨。创新性建立适合农村的垃圾分类治理系统是当务之急，这需要立足农村土地在主体功能区的责任担当和未来的城市化之路来综合考量。对于清运能力有限但周边有垃圾焚烧设施的乡村，将不可回收的塑料垃圾单独堆放并转运至焚烧厂处置；对距离垃圾焚烧设施非常远的乡村，塑料垃圾分类堆放、单独填埋，以后有条件时优先清理、焚烧处置这部分垃圾。
今天我们遗留在自然中的塑料垃圾，将是几十年、上百年以后土壤、水体微塑料污染的来源。因而，“限塑”在源头上要切实减量，包括产品与服务设计创新减量、包装替代减量；在末端链条应建立清晰的“零塑废”目标，包括新产生的塑料垃圾向自然环境零排放，将遗留在自然环境之中的陈年塑料垃圾清零等。“零塑废”需垃圾分类机制创新，同时配套建立塑料用后的“禁燃、限燃、替代”机制。其中，“禁燃”指禁止将洗净即可资源化回收的包装（如一次性餐具、酸奶盒）作为其他垃圾分类，“替代”指以资源型回收替代能量型回收，从而促进塑料经济闭环发展。
总之，以设计创新减量、包装替代减量、废塑排放减量、焚烧减量“四重奏”，加强塑料污染全链条防治，其预期效益将是喜人的——预计“十四五”期间，我国可减少消费传统塑料1180万吨，避免焚烧塑料620万吨，由此原料节油25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1亿吨。（本文来源：光明日报 日期：2022年1月25日）
